Q&A : 《世外桃源》导演:周铭影

放映场次:2020年2月1日 Studio des Ursulines

周铭影: 很高兴大家能过来看我的这部电影

主持: 电影标题《世外桃源》出自于陶渊明很著名的诗,里面提到的一个仙境一般的地方。

和外界没有沟通,如同人间天堂。我想问一下这个题目和电影内容的关系是怎样的,是否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方式 ? 能否介绍一些创作背景?

周铭影: 世外桃源其实是董事长自己设计的一个乌托邦,是他一直想要做的事情。关于片子,我的拍摄经历是有些特别的,我当时是以摄影师的身份应聘到花卉大餐。作为员工,初期也要接受他们的洗脑,要参加圆桌会议。第一天就感觉不太对劲,因为太像传销的方式;但是这里的魔幻感让我觉得很有记录的必要,就在工作之余开始了拍摄。所以这次创作,不像传统拍摄纪录片方法,会先选定主题,然后进行调研,再根据调研的情况做拍摄大纲,计划需要拍摄的素材⋯⋯我所有的拍摄都是即兴的,没有任何安排在先。

观众: 请问创作时的跟拍持续了多长时间?有无一些意外状况或是拍摄过程中遇到的特别状况?

周铭影: 我在那里持续拍了有3到4个月的时间,合计70多个小时的素材。从2014年二月去那里,到五月底离开。起初,通过和董事长的对抗谈判,我们作为摄影师并以项目合作的形式进入团队,目睹毫不知情的员工被董事长的理念和美好愿景所打动,慢慢地被成功洗脑,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诚挚的留在那里,接下来相互洗脑,再代替董事长给新来者洗脑。

之后,因为资金方面的问题,说定的工资不可实现,上下便出现了裂缝。员工从四月份的时候开始有一些怀疑,随着斗争持续不断地进行,内心开始恐惧,身体也出现不适,现实与理想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。

后面开始有人不断离开,但也不容易,那里的管理非常严格,类似军事化的管理,不能轻易辞职,休息的时候也只能请最多半个小时的假,一个月只能休两天。而我最后留在那里的理由,主要是为了完成这部作品,哪怕拿不到钱,其实也早预感到是不可能拿到他承诺的酬劳的。

观众: 导演您好,看了这部电影,非常感动和欣赏。我想问下在您拍摄过程中,您的同事会对着镜头说一些抱怨董事长的话,同时您也会去拍摄开会的场景。为什么他们会愿意对镜头敞开心扉?他们不会担心董事长也可能知道拍摄纪录片的项目,便会对这位同事感到生气和不满吗?

周铭影: 可能大家都是以员工的身份进入这里的关系,所以顾虑比较少。在拍摄的过程中,我凭感觉定了四个人物,像我的第一主角-小胖,他是很愿意和我交流这些的,我进去那时就和我讲:“这个事情好像挺好的”(指跟着董事长创业)。可能也是在我身上寻找一种确定性吧。四人中的另外一个人物,我刚进去的时候拍了一个他们做晨练的视频,晨练放着很魔性的音乐,动作会比片子里面更加极端张狂。当时我剪成视频放出来之后,他意识到原来自己这么丑陋。后面他就消失了,说他病了,再也没来上过早操,再也没有参加过圆桌会议,之后他就走了。

也有人抗拒镜头,直到我们去和他们聊天,表达自己对世外桃源,对董事长的认识,他们才很惊喜地说,“原来这里有和我一样想法的人”。因为大家都在追捧董事长,没有一个人敢在他面前说不是。所以他们就开始同意被我拍,甚至和我说一定要拍下去,让大家看到这里到底在做什么事。因为这里非常封闭,甚至男女员工之间,除了工作平时连话都不能讲,生活也特别压抑。我可以通过创作完成自我表达的诉求,但是他们却没有诉说的窗口。所以在他们想表达一些东西的时候,就会主动来找我聊天。那时,我只要镜头打开就可以了。

观众: 董事长本人对您的纪录片是如何认识的?他是知道您在拍一个纪录片,因此愿意把自己的想法传递给更多的人,还是他觉得这个拍摄就是内部的,不会被外人知道的?

周铭影: 当时我就是以摄影师的身份应聘进去。董事长其实也希望我像其他员工一样,被洗脑洗干净了,心甘情愿为他去拍摄—也就是不去过问工资和其他方面,全心全意服务于他。但后来,我们就会去争取自己权益。另一个摄影师不断和他抗争,以至于他对着我们就骂:“你们是“花卉大餐”历史上仅有的可以轮班的摄影师!” 我们这种拍摄也是有风险的,有一天我拍着拍着就突然就被叫过去,我坐在(董事长办公室)里面,董事长和左膀右臂就坐在那里对着我,问我一天天拿着摄像机到处在拍什么。当时很忐忑,心想肯定是被他们告发了什么,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工作强度好像没他们大,心里不平衡,在圆桌会议上就把我们树为敌人,于是和董事长周旋,说在拍他们做饭之类的。所以可能到最后他也并不知道我在拍什么。片子只是剪过几个片段给他们,这之后,我再没有正面和他们联系过。

观众: 本片后期剪辑的过程有什么故事?因为哪些原因停滞了下来,又是哪些因素让你重新有了灵感?

周铭影: 2014年五月底出来之后,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碰过那些素材。我先去做了理疗恢复身体,调整精神状态,也继续去找工作糊口。梳理素材花了几个月,转录的文字多达十几万;过程中,我经常会被董事长的讲话带进去,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与他进行一种思想对抗。后来我花了一个月左右时间剪出一个两分多钟的片花,带去参加了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的大师工作坊。当时李一凡老师看了,让我好好剪,有创作上的问题都可以找他聊。

2015年的时候,我感觉已经拖了很长时间,试着再着手剪辑,从12个小时剪到8个小时,再到4个小时,卻实在是没法往下继续剪,片子没出来又不好意思去找李老师,生活上也弹尽粮绝。2016年的五一前,有个电影学院的学长介绍我去一个剧组工作。在剧组的四个多月期间,我仿佛看到了一种社会共性,一种层级分明的金字塔式结构。从剧组回来以后,我只花了半个月时间就把片子拉通了,剪成90分钟。李老师看过之后认为应该对这个事件的结尾交代一下,所以我再去联系以前的员工补拍素材。2017年夏天反复调整之后,在网上报名了2018年的IDFA,之后就没再动过。

观众: 有片中主角们或者“世外桃源”里结识的朋友们的近况吗?

周铭影: 我从那儿出来之后就没再跟他们联系过,只是偶然听说了一些后面发生的事情。

2017年春节后,我联系了当时的几个主角,想邀请他们回去看一看,我也好给片子拍个结尾。他们有心理创伤,不想和“花卉大餐”的同事联系。其中一个人一直不接电话,后面就失联了,所以片子结尾只有三位主要人物的回访。其中一位,之前联系的时候一会儿跟我说在深圳、一会儿在广州,真正见面时才发现,原来他一直就在重庆。

现在离初入花卉大餐已过去六年,大家在经过一段漫长的阵痛期之后,基本都走上了人生另一个阶段:我长期帮助的那一位主角,觉得做摄影挣不到钱,自谋出路慢慢填补完了2016年股灾亏损的二十几万债务;从事地产活动策划的哥们去年结了婚;当老师的那位,通过多年的努力好像也买上了房。至于片子里那大多数的人,后来到底怎样,我无从得知。偶然听到的可能就是谁结婚了,谁生小孩了......大多数中国人的命运不都是这样吗?吃苦耐劳,努力奋进,代代相传,生生不息。

去年影片《世外桃源》在FIRST(注: FIRST青年电影展)得奖后引起了国内一些媒体的关注,只有一个主要人物接受了采访,其他人都婉拒了;我希望我的拍摄对象能得到尊重和保护,所以也不会再去勉强他们。有位南方周末的记者亲自去了楼顶,从她拍到的视频里我得知,昔日的楼宇已经被清空重新装修,或许是被法院强拍抵债了;董事长的世外桃源恍如武陵人的传说,已不复存在。

观众: 这部片的创作经验,是否对之后的作品的创作思路产生影响?

周铭影: 要说影响,我觉得可能最主要的是自己看世界的方式不太一样了。创作的话,还是很偶然随机的:恰好遇上,又是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题材就去拍了。新的纪录片基本上已完成了素材拍摄,有荷兰和丹麦的两位制片人在帮忙跟进电影节提案,分工上会较以前一个人跑全场的创作方式更细一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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